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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诗经》的作者与周朝封建下的国人
《诗经》的作者与周朝封建下的国人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
《诗经》作者，在十五国风里，有一个很大的部份，都是『国人』所写的。这个周朝所独有的自氏族部落过渡到宗法的政治体制之下的社会及政治架构，对不熟悉此一历史事实的研究者，就往往形成一道学术的障碍。不过，在近年来，对于周朝封建宗法社会下的政治及社会，兼及其礼制及礼乐文化，都有了深入的探讨之下，实际上，己有不少涉及对于『国人』研究的各种著作出现，将周朝此一『国人』体制有所剥析。
国人，即是在周朝施行『国野制度』之下，凡周族及其依附者被封为诸侯，就先于该地营建都邑，即大小的统治者的定居的城邦。统治阶级是住在城邦(及周围的郊)里。在城邦以外，大片的原住民的土地上的土著，就被称为野人或甿，也通称为庶人，只提供其收成为籍税。而再进一步分析城邦，则周代的城邦其实其范围尚大于一个城，依其设计，这一城邦的『国』，其行政机构有最多有六个『乡』的建置，而于野，则设立了六遂的行政建制，由『遂人』『遂师』在管理，居于国中的六乡的居民，就是原本受封的统治阶级及其后人所形成的聚落，由司徒(指国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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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摔盆”、“打幡”原系民间出殡时长子承担的角色，在死者无子嗣的情况下，转为应继者担当。据考，这种习俗至少在清代就已在民间广泛流行，（梁治平，1996：80-1）而且至今犹存。因此，在一本根据实例编写的调解手册中，有一条专门讲到对因“打幡”、“摔盆”而要求继承遗产所引起的纠纷如何调处的问题。（刘志涛，1990：337-8）
[11]承嗣是宗法制度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承嗣的目的在于承宗，即使没有子嗣的宗支不至灭绝。因此很自然，随着家族组织和宗法制度被宣布为“封建的”和“反动的”，承嗣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合法的依据。尽管如此，民间的立嗣习惯并未根绝，以至最高人民法院在60年代的一份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对以因封建宗法关系所立“嗣书”而主张继承者不予承认。（1964，9，16）有关案例及评论意见可以参见“杜彩琴诉杜建武”案，载《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二辑）页58-61，关于同一案件更详尽的报告，见《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2年综合本）506-9）；“柯愈月诉柯愈纪房屋继承纠纷案”，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2年综合本）页483-5。最近的事例是1996年发生在山东省嘉祥县的一起讼案：马某膝下无子，惟有一养女已出嫁，因将一族人立为继嗣孙，立有“继单”一份，内中写明：马某膝下无子，为承祖礼、衍后代，特立某为继嗣孙，一切房产财物尽为某所有，马某身后事亦全部由某办理。后，马某去世，其已出嫁之养女与继嗣孙某为遗产事发生纠纷而诉之于法院。法院认为，马某所立“继单”及继嗣孙某在为马某出殡时“摔盆打幡”之行为皆系封建旧俗，法律不予认可；马某养女系合法继承人，得继承马某遗产。（《人民法院报》1996，12，5，第二版）
[12]有关案例可以参考上引“杜彩琴诉杜建武”案；“女儿也有继承权，四妹诉胞兄胜诉”，载《人民法院报》1996，10，5，第2版；“姬晓艳、姬晓玲诉车家沟村委会”案，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2年综合本）页728-32；“张珠钦等诉闽清县省璜乡人民政府”案，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3年综合本）页1285-7；“（改嫁）媳妇依法获继承”，载《人民法院报》1996，4，20，第2版。
[13]有关案例可以参见：“徐华平、王大宝诉灌南县汤沟镇沟东村村民委员会”案，载《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十辑）页66-7；“苏桂枝等诉常德市武陵区德山乡莲池村及第三村民小组”案，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5年综合本）页950-3。
[14]据《农民日报》1993年8月30日的一篇报道（“从售粮大户到流浪汉”），湖北某地农民熊某夫妇因土地承包问题与发包方发生冲突，熊某诉诸法院，法院裁定承包合同有效，但是乡民拒不服从，并且连续抢割承包土地内的稻谷，以至法院最终只好以“农民对立情绪大，原承包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等因而判决解除承包合同。尽管如此，熊某夫妇仍因与同村村民关系恶化，难以在当地立足而出走。在传统小型社区的背景下，国家法律介入所产生的效果，与在都市背景下有很大的不同。（苏力，1996：23-37）
[15]有材料表明，在山东淄博法院1996年审理的二百余件侵犯老年人权益的案件中，赡养案件最多，占总数的83%以上。（张思文，1996）这种情况应当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16]这种违反程序规则的作法恰好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和赞许。这一点，我们从有关报道所用的标题--“人间自有公道在”--中也可以清楚地见出。这里还可以顺便指出，在这一类问题上，法律实践与普通民众对法律的期待往往比较接近。
[17]在与赡养有关的继承问题上，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矛盾。在浙江农村一件儿媳要求继承已故儿子遗产的诉讼当中，法院把一个在分配家产的同时要求儿子日后赡养父母的“分家约”割裂开来，确认父母对子的赠与有效，而以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为由，不承认该“分家约”是附有条件的赠与（在没有亲子关系的案件中法院则认可赡养契约以及其中附有条件的赠与）。尽管法院最后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给予了适当的照顾，但是整个判决的个人主义色彩仍然给人以深刻印象。见“许顺卿、王飞诉王加有、陶银香继承案”，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2年综合本）页476-9。
